1．6．6．街市效應與城市進步
街市的產生對中國古代城市進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改造，將其改造成了一個功能強大的、文明的鑄模，全面塑造著中國文化的全新形象，對后世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有宋一段可用“承上啟下”四個字來概括。這其中包含了許多艱辛復雜的工作，繼承、改造、創新、發展等等，而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籍街市產生了以后的城市完成的。
以經濟思想的發展進步為例，就屬于街市給城市帶來的開放性效應之一。
開放性是街市與傳統封閉式市場的基本區別，是指市場進入權、經營的時間和空間三方面的開放。開放促成了商業繁榮的局面，也深刻改變著傳統的社會結構和舊有的思想認識。商人地位大為提高，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積極作用。在商品經濟觀念領域，“重農抑商”的教條遭到懷疑和批判，更明確產生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張。 城市平民化是街市開放的又一效應。
市坊制度的精髓在于對城市的控制，通過控制城市居民日常活動的時間和空間，以取得穩定的社會秩序。顯然，城市居民被置于了一種奴役的地位，被剝奪了很大的一部分自由，最高統治者是城市唯一真正的主人。街市的產生則大大改善了這種狀況，為廣大城市居民提供了寬闊的活動時空和自由，人民群眾成了城市舞臺上的重要角色，盡情展示自己的生活，抒發自己的情感。城市中首次因人民群眾的需要產生了“瓦子”這樣的重要的功能要素。在居室方面，大膽突破統治階級的禮制規定。最突出的是在服飾方面，冒法僭越，刻意追求新奇，表現了他們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渴望個性的張揚。一些反抗官府欺詐的市民活動，也顯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街市的產生對許多藝術門類的繁榮發展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比如繪畫，產生了市肆風俗畫這樣獨特的題材，發展了中國繪畫的現實主義，留下了《清明上河圖》這樣的不朽之作。再如戲劇，它誕生和發展的地點是瓦子，城市中市民文化的勃興為它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廣大觀眾，可以說，中國戲劇是在街市這塊土壤上培育成長起來的。
還有曲藝雜技，也伴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活動向前發展。如藝人們把街市上的叫賣聲經藝術加工發展成名為“吟叫”的說唱藝術，并用此豐富其它說唱藝術，給人們帶來無窮的享受。雜技、魔術在漢唐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并有許多新的創造。說書，說渾話、小唱、傀儡戲、皮影戲等也因受到廣泛的歡迎而興旺發展。其中小唱、說書等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貢獻很大。
宋代的文學創作，首推宋詞。詞產生于中唐，入宋后曾一度沉寂。真、仁之后，因為街市瓦子中的說唱的需要重又盛行起來，在民間廣為流傳。后經過文人士夫不斷的參與創作、提高，終于使宋詞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瓦子中的說書藝人則為后世的小說創作打下良好的基礎，四大名著中的《水滸傳》、《三國演義》和《西游記》，都可以在宋代的說書人那里找到藍本。中國飲食文化在宋代的大發展，也與街市密切相關。街市上書坊書鋪云集，書籍作為商品大量流通，廣為傳播，與眾多的官私學校一道，又把城市變成了一個促進教育事業向前發展的中心。
街市的產生打破了市坊制度城市的單調與乏味，極大地豐富了城市的空間――物質系統。就實體而言，各類建筑及裝飾小品以各自的體量、形式、質地、色彩、紋理、質感等的綜合作用，創造了良好的景觀；就空間而言，其形態多樣，層次豐富，傳達著多種信息，具有很強的個性。
街市的產生實現了城市公共空間的場所化，產生了與西方的廣場相對應的中國的街道式城市外部公共場所，為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廣大而隨意的場地。廣大城市居民有機會更為廣泛地參與和體驗社會。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因此達成更為有機的共融，建立相互的各種關系。市坊制度下的城市街道，其隔離作用甚至大于其聯系作用（如宵禁時），和坊墻一起把城市空間分割開來，而場所化了的街道則把城市的各個部分和城市中的人粘合成一個整體。
宋代一年四季接連不斷的節日，制造著種種不同內容的“場合”，更加強化了城市的場所感。在節日的慶祝活動中，洋溢著一種狂歡精神，調節著人們的身心狀態和生活節奏，對封建壓制下的勞動人民是難得的松馳時刻，也具有釋放不安定能量，穩定社會的功能，在這個意義上，街市又成了社會控制的安全閥。
明代的北京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8月，明軍攻入大都后，改大都為北平府。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燕王朱棣就藩北平。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架崩，其孫建文帝即位。朱棣在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北平，發動“靖難之役”，于建文四年攻下南京，奪取帝位，是為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正月升北平為北京（今北京之名即由是始）。二月改北平府為順天府。成祖朱棣以北平勢踞形勝，系“龍興之地”，更為了控制北方，打擊割據漠北的蒙古封建主地方勢力，決定遷都，遂于永樂四年（1406年）下詔，并于翌年開始營建宮殿、壇廟。永樂十八年（1420年）初步完工，第二年正式遷都北京。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成的，但更加雄偉壯麗。明北京城平面呈“凸”型，外城包著內城南面，內城包著皇城，皇城又包著紫禁城。每城周圍又繞著寬且深的護城河。縱貫南北、長達8公里的中軸線。外城南面正中的永定門是起點，皇城后門之北的鐘鼓樓是終點。紫禁城沿中軸線的主要建筑從南往北依次為……明代北京街巷排列采取方正平直的形式。全城共分36坊（內城28坊，外城8坊），內城街道從長安街以北，仍沿用大都城之舊，長安街以南，以及外城街道則大部分沿用舊路，或在已廢溝渠上改建新路。正陽門外、東四牌樓、西四牌樓，是外城和東西城的三個主要市場。此外還有集市。
清代的北京
16世紀末、17世紀初，滿族（女真族的后裔）就已在我國東北邊陲的長白山下逐漸強盛，并崛起于東北的大地之上。1644年5月打敗李自成占領北京，同年9月由沈陽遷都北京。《清統一志》說，清初“定都京師，宮邑維舊”。在清朝統治的200余年內，除繼續修建“三海”（南、中、北海）的皇家園林外，不把主要的財力、物力用于開發西郊的園林風景區。諸如暢春園、圓明園、青漪園（即萬壽山頤和園）……。東起海淀，西迄香山，皇家和王公大臣的園林連綿不絕。
將內城劃為八旗駐地，實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漢、回民等一律搬到外城居住。
內城以皇城為中心，由八旗分立四隅八方。兩黃旗居北：正黃旗駐德勝門內，鑲黃旗駐安定門內；兩白旗駐東：正白旗駐東直門內，鑲白旗駐朝陽門內；兩紅旗駐西：正紅旗駐西直門內，鑲紅旗駐阜成門內；兩藍旗駐南：正藍旗駐崇文門內，鑲藍旗駐宣武門內。
居民的多元化：漢、滿、蒙、回等，還有藏、維吾爾等。“前三門”（崇文門、前門、宣武門）尤其是前門一帶商業十分繁榮。琉璃廠文化街市是清代北京文化昌盛的標志之一。國子監中有漢、滿、蒙古等族的儒生，也有日本、越南、朝鮮、琉球、俄羅斯的學生。
新中國城市規劃的若干問題
新中國城市規劃歷程常用“兩個春天”來概括：20世紀50年代和80~90年代。
一、學習蘇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國家主管城市建設的工作部門是政務院財經委員會計劃局下設的基本建設處。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建筑工程部，主管全國建筑工程和城市建設工作。
“一五”期間，城市規劃與其它行業一樣學習蘇聯，從規劃理論、規劃程序、規劃方法到技術標準。方法主要是聘請蘇聯老師來華指導工作。1952年到1959年，建工部（城建部）先后聘請穆欣、巴拉金、薩里舍夫為蘇聯城市規劃顧問組組長。蘇聯顧問城市規劃工作的特點有：城市規劃要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特別要注意對人的關懷，重視對居住生活環境的改善。重視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重視發揮城市規劃的綜合協調作用。
二、聯合選廠
“一五”期間，國家非常重視工業廠址的選擇。采取的方法是有國家建委同意組織選廠工作組，吸收有關部門，如城建、鐵道、交通、地質、水利、電力、公安、人防、衛生等部門參加，進行實地考察，現場研究方案。工作組分工業、城市、交通、能源、工程地質、水資源等若干小組。小組討論，大組集中。
好處（趙士修）：第一，互相溝通，互相學習，取得共識。第二，發現問題，就地協商解決，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從區域發展來安排工業廠址，有利于擬定出較為科學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劃方案。
三、青島會議
1958年初，毛澤東主席視察青島回京，稱贊青島城市建設好。建設部遂派人考察，把青島的城市建設特點概括為五條：城市用地功能分區明確，工業區、海港區、生活居住區、游覽休憩區分布合理，安排有序；道路建設隨坡就勢，起伏有度，街道建筑錯落有致，布局得體；建筑形式多樣，豐富多彩；城區特別是東部和南部地區山、海、城等自然環境與人工環境融為一體，相映生輝；規劃統一，成片建設，加強管理。于是建設部決定在青島召開全國城市規劃工作座談會。主要任務是交流各地城市規劃建設經驗，部署今后城市規劃工作。中國建筑學會也決定屆時在青島舉行專題學術研討會，分析總結青島的城市規劃和建筑特色。
6月下旬召開。劉秀峰部長做報告。講了10個問題。要從全面出發進行城市規劃和建設，從區域著眼；大中小城市相結合，以發展中小城市為主，在大城市周圍建立衛星城；從實際出發，逐步建立現代化城市；城市規劃的標準、定額問題；在適用、經濟的基礎上注意美觀問題；近期規劃和遠景規劃問題；舊城利用和改造問題；縣鎮規劃和建設問題；關于農村規劃和建設問題；如何多快好省地進行城市規劃建設。
四、《城市規劃法》出臺
1980年10月，國家建委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是撥亂反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會議對城市規劃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發展的方針，城市規劃的編制、審批和實施等，都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意見。特別指出：“城市市長的主要職責是把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好，”并要求“盡快建立我國的城市規劃法制”。
會議討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草案，是80年代末國家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的雛形和基礎。
此草案經修改后，國務院先作為行政法規于1984年1月5日頒布實施。在實施過程中有根據形勢發展的要求經過多次修改，1989年12月26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成為我國第一部城市規劃的國家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
五、更新規劃觀念與改革規劃程序
背景：
1980年以后，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城市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城市規劃提出許多新的課題。主要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以公有制為主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城市中全民經濟、集體經濟、私有經濟、個體經濟同時并舉，加上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的發展，城市規劃工作就要以新的觀念、新的章法來分別對待，以適應和促進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和發展的需要。
二是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特別是城市的流通職能進一步突出，城市的多功能作用日益加強。這些給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城市規劃的內容和范圍也更加廣泛。
三是住宅商品化和房地產業的興起，特別是城市土地有嘗使用制度的實施，對城市規劃和規劃管理工作必然產生重大的影響。如何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城市規劃運行機制，使城市資源得到合理利用，各類建設項目各得其所，城市環境不斷改善，以成為一個新的課題。
總之，城市規劃的依據，不再完全靠國民經濟計劃，要改變靜態的計劃經濟觀念，樹立動態的市場經濟觀念；城市規劃的內容，不能局限于物質空間布局，要樹立全面研究城市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綜合觀念；城市規劃的視野，不能光集中在市區本身，要樹立從一定地區范圍來研究城市發展的區域觀念。所有這些變化，使原有的城市規劃的技術、方法不完全適用了。
經過多年的實踐，城市規劃的程序、內容有所變化，并形成了新的規劃系列。
一是普遍開展市域城鎮體系規劃。
二是大中城市較普遍地在總體規劃基礎上開展分區規劃，在編制詳細規劃之前增加一個新的工作層次。
三是詳細規劃分為兩類：控制性詳細規劃和修建性詳細規劃。
六、開展城鎮體系規劃
背景：
80年代開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它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打破長期形成的條塊分割、封閉式的城市經濟管理體制，代之以充分發揮城市的中心作用，大力發展橫向經濟聯系，逐步形成以城市為依托的、不同網絡型的經濟區。此外，隨著“市帶縣”體制的推行，以城帶鄉，城鄉結合，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鄉關系逐步建立。
在這種形勢下，全國廣泛地開展了城鎮體系規劃，從區域范圍來研究安排城鎮的發展和布局。這是我國城市規劃工作的重大發展。
我國開展城鎮體系規劃，最早是從上海經濟區開始的。
1982年12月，國務院決定成立上海經濟區，并成立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1984年2月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和建設部聯合發出通知，決定開展上海經濟區城鎮布局規劃工作。
1984年，為適應國家計委編制全國國土規劃綱要的需要，建設部城市規劃局開始組織編制全國城鎮布局規劃綱要。
規劃的編制主要依靠各省（市、區）部門，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工作方法。
1985年10月《全國2000年城鎮發展布局規劃綱要》的成果完成，報國家計委納入全國國土規劃綱要，同時發各地作為各省編制省域城鎮體系規劃和修改、調整城市總體規劃的依據。民政部還把這個規劃綱要作為編制全國設市規劃的參考。
《長江沿江地區城鎮發展和布局規劃要點》，1986年初由建設部城市規劃局組織編制。
1990年12月，建設部城市規劃司與國家計委國土規劃司共同組織開展隴海蘭新地帶城鎮發展與布局規劃工作。1992年10月，建設部與國家計委在烏魯木齊聯合召開會議研究規劃的初步成果，并經修改形成《隴海蘭新地帶城鎮發展與布局規劃要點》。
通過近10年的工作實踐，城鎮體系規劃在全國普遍推開。從地域范圍來看，城鎮體系規劃可分為全國、跨省、省域、省內經濟區、市域、縣域等六類。
城鎮體系規劃的主要任務和內容，大體有四個方面：
一是研究預測區域城市化進程和城鎮人口的發展數量及其分布情況；
二是研究提出不同層次不同規模的城鎮分布體系，并原則確定主要城市的性質、發展方向和人口用地規模；
三是研究并提出與經濟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的區域性基礎設施的布局；
四是研究提出區域風景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規劃設想。
七、雙重領導的國家管理體制